张行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作家协会副主席、临汾市作协主席，小说散文作品500万字，作品曾被《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作品与争鸣》《散文选刊》《读者》《中国文学》（英文、法文）转载翻译，曾获人民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山西文学奖等。

　　《田寡妇看瓜》是作家赵树理七十年前即一九四九年的一个作品，五月十三日写毕，发表于五月十四日的《大公日报》上。该作是这一时期赵树理的一个极短小的作品，也是颇有社会影响和文学影响的小说之一。

　　早在少年时代，《田寡妇看瓜》便是笔者最为欢喜的小说之一，反复品读，玩味不已。相较于味同嚼蜡的语文教材里的阶级斗争故事，这篇作品里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和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还有简洁笔墨下人物性格的彰显，便极大地满足了一个苍凉少年的阅读需求。同时在无形中也渐次培养了少年最质朴的审美比对和审美选择。几十年后的今天，在初夏季节的里，展开厚重的《赵树理全集》，品读到《田寡妇看瓜》的时候，便生发出别样情感，涌动出许多的亲切，咀嚼着，思忖着，如一头老牛在静卧时光里反刍往昔岁月……

　　这短短的千字小说，用当下的话说就是小小说一枚，在我苍老的阅读里，居然品咂出许多的美味，它们萦绕着、扩散着又凝聚着，编织出一个立体的多元的美感出来……

　　这里的田寡妇无疑是乡村寡妇，寡妇门前是非多，这个田寡妇居然在田野里看瓜，低矮简陋的瓜棚下面，难道又会演化出另一出《小二黑结婚》的风流故事么；

　　这里的田寡妇不是李寡妇王寡妇，她貌似表象的一个姓氏决定了她和田野和土地有着根深蒂固血脉相连的关系。她是乡村一个不幸的寡妇，是乡土上的一个弱者。因为是寡妇，乡村的泼皮无赖们便可以挑衅调戏滋事骚扰；因为是弱者，乡村的强势者们便可以恃强凌弱柿子还找软的捏。当然，这一切都不存在。乡土作家的赵树理先生还无心涉猎言情小说，忠实于乡民忠实于土地的他意在表现一个同样忠实于土地的乡村妇女，一个乡村里的中间人物，一个受土地变革大风雨的影响却没有被裹挟其中的卑微角色。她的生存状态、她的心理流程，她的所忧所患，俱在这个题目中囊括起来，有辛苦、有甘甜，更多的是照看自家瓜田的责任担当和内心的充实满足。还有，在小希尔乔亚者的眼里，肯定有田野的风情与瓜园的诗意……

　　《田寡妇看瓜》虽短小简约，却有着一个短篇小说较为精心的结构，或叫跌宕的情节营造。而情节的铺陈，矛盾的冲突，矛盾的化解，悬念的再生，悬念的释放，都紧紧围绕着“看瓜”这一中心命题。

　　有半亩园地的田寡妇注定是南坡庄的众矢之的。拥有十亩园地的王先生家大业大势力大，穷汉们是惹不起的，肯定敬畏而远之。秋生之流的饿眼便一次次瞄准了田寡妇的园地，伺机偷窃，时时袭扰，这让田寡妇防不胜防。看瓜，显然成了结果季节里的重中之重。

　　小说一开笔便有一个小小的高潮——看瓜的必要和局势的严峻；紧接着情节似乎又进入平缓地带——由于土地的大变故，穷人们分得了园地，田寡妇已没看瓜的必要，田寡妇是靠经验来坚守自己园地的。之前，她有过在自家园地里遭遇秋生这等三只手的教训，又有王先生对秋生之类的深恶痛绝，这使得田寡妇的心永远悬吊着……情节似乎又从平缓地带跌入了低谷……

　　今日的南坡庄毕竟不同于往日的南坡庄，分到园地的秋生们早已在作务自家的营生，客观上已经与昔日的偷窃行为作了告别。田寡妇的菜园即使三五日、七八日不去照看也相安无事。小心翼翼的妇道人家还是多了一些个心眼，人虽不去园地了，却在地里的南瓜上刻了些十字作为记号。这既是一个小小的细节，又是小说情节在朝纵深处发展，以至于在秋生家的院子里看到十几颗刻了十字的老南瓜后，田寡妇的狐疑又充盈了心域。有呼有应，又一个悬念在不经意间制造了出来，起伏不断的浪波又一次冲击着有些茫然的田寡妇。

　　有了天大疑虑的田寡妇决计要到她的园地里看个究竟，不平静的心绪和不平坦的情节推涌着她，走向一个事件的真相和结局。铁笔圣手的赵树理会平铺直叙地让田寡妇走向她的园地么？不会的，小说的情节跟着田寡妇的匆忙的双腿和一颗悬而未绝的心，走到半路上便 见了分晓。秋生的牛车在他自家的园地里拉回了一大车的老南瓜，并慷慨地要送她几颗，便给一切作了注解，田寡妇还有心思去看她的南瓜么？

　　《田寡妇看瓜》的情节一是循着事件的发展而伸展和推进的，二是紧紧扣着主人公的心理流程而演变和延宕着的，后者是文字背后的暗写而已。

　　从容不迫的文字表达是作者对文本把握的自信和对创作情绪掌控之下，在文字上的一种表现。这如同一位深爱土地又经验丰富的老农，面对着待耕作的无论大片开阔的土地或是一块狭小的山地，他都会有条不紊地插犁搭耙，悉心耕耘，深浅一致的犁沟和犁沟之间的齐整均匀，是他稔熟的农桑技艺更是他平和心绪的流露。

　　运笔的从容不迫，带来的是笔下文字的流畅自然。品读《田寡妇看瓜》，有如聆听乡村艺人给我们讲述一个邻里故事，平和、亲切、不紧不慢、从头道来、接着再说……赵树理的小说叙述大多具有这种定力和魅力。之所以形成独具品质的叙述特色，是多重因素的使然。

　　赵树理先生是1928年开始发表作品，1929年开始发表小说的，其时人也刚刚二十二、三岁，到1949年创作龄已有二十年。四十三岁正是一个作家创作的旺盛期和对文本研习的成熟期。漫长的二十年间，他创作杂文、诗歌、剧本，有韵小说、鼓词、政论、快板、童谣、数来宝、相声、唱词、人物传记、章回小说、歌词、寓言、纪实、对联、文艺评论、通讯报道、创作谈、各类讲话、有韵小剧等等各类文体二三十种，这多种文体的不间断写作，写出了一个连接地气魂系乡土的铁笔圣手。当然，在这诸多文体里，还是小说给他带来巨大声誉。早在1943年出版的《小二黑结婚》（当时所标为“通俗故事”）已使他成为解放区和国统区轰动一时的作家，之后又有了小说《地板》《李家庄变迁》《福贵》《邪不压正》和《传家宝》，奠定了全国著名作家的雄厚根基，成为书写三农的旗帜性作家。赵树理并没有舍弃其它文体以小说为主打，他只要兴之所至，情之所趋，心之所动，便秉笔书写，直抒情怀，一如既往地创作着各类题材和体裁的地摊文学。融汇贯通且烂熟于心的民间写作，乡土的开阔和太行的巍峨，更诚笃着他的情愫，自然也从容着他的文笔。

　　其二，一个人的文学气质，生活阅历，文化修养，文学才能还有文学天赋，也潜伏和贯穿在他自始至终的写作之中，直接影响和作用着他文学创作的全部，当然也体现在文本叙述的状态上面。从这个层面上讲“叙述的从容”是一种综合素质的体现，也是天赋的使然。

　　一目了然，《田寡妇看瓜》这个超短的小说中，作者笔下从容自然，鲜活生动地出现了三个人物，而这三个人物又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太行山区南坡庄的三个阶层的代表。

　　田寡妇是作者笔下最为典型的乡村小人物。她虽然在当时的山村里尚能自给自足，也仅仅是不挨饿而已；她虽说尚有赖以生存养家糊口的半亩园地，被之后的土改定为中农成份，但她委实是一个乡村的弱者。她没有王先生的家大业大，地多势强，她也没有秋生之流的能偷能抢，能耍无赖；她的弱小有命运的因素，男人死得早，娃娃们尚年少，她的弱小又有社会的因素，南坡庄上穷人多，穷人不敢去偷窃强势的王先生，自然就不断惊扰弱势的田寡妇。诸多原因致使田寡妇变得小心，谨慎、胆小、怕事，同时吝啬小气、猜忌、明哲保身，但求无过，我不犯人、人不犯我，人若犯我，也无奈何；因为是寡妇，她保守、封闭，两耳不闻家外事，一心经营半亩园。她勤恳、辛劳，用一副弱小的肩膀勉强支撑着南坡庄一个风雨飘摇的家……要表现这么一个山乡的中间人物，赵树理是信手拈来，用一系列小细节来完成的。如田寡妇不相信秋生之流分到了园地就不去偷窃她的菜蔬了，便在地里的十几颗老南瓜上刻上了“十字”作为记号；这显然是一个女人家的心细；园地挂果的日子田寡妇端着饭碗还要赶往菜园，这是她的小心猜疑的表现行为；当秋生央求她孩子们饿得发慌给点菜蔬时，田寡妇挑来拣去摘了拳头大的一颗南瓜，并喃喃地道，可惜了，正长呢……可看出田寡妇的吝啬与小气……当然，田寡妇还有处于本能保护的一点点尖刻或叫刻薄，如对着秋生说，哪里还有都给贼偷走了……对秋生又不敢深得罪，只得适可而止，同时又小心翼翼……只要有乡村生活经验的人，田寡妇的形象并不陌生。令人稀奇的是，赵树理着墨并不多，一个立体多元忍气吞声又有一股生活柔韧的小寡妇便 跃然纸上。

　　王先生肯定属于南坡庄的上流社会，作者对他仅仅是一笔带过。他是南坡庄唯一的富户，也是土改运动的打击对象。这里，我们不去理论土地改革的功过是非，我们是从赵树理的笔下领略出乡村富户的气度和神采。王先生摇着扇子走过来，远远指着秋生的脊背说：大害，大害，庄上出了他们这一伙子，叫人一辈子也不得放心。说完连步也没停就走过去了。短短三两句，一个乡村富者兼乡绅的神态便形象毕显。

　　赵树理没有以阶级斗争的机械且粗暴的感性姿态去污蔑王先生，而是以理性的客观的角度去审识王先生一类的乡村富者，没有把他们作为专政的斗争的对象，施以感彩，而是平和地人文化地去写生和白描，王先生的派头和他的情感趋向，便高高地位据于南坡庄的最上层。

　　秋生是山乡的无产者，应属于贫苦农的最低阶层，因为他的惯偷常盗，又有了的嫌疑和作派了。他偷南瓜摘豆角仅仅是顺路捎带，可见他所偷窃的大件是小麦玉茭谷物和棉花了。这是在田野里，当然还有在村庄见不得人的作为。

　　导致秋生之流不良作为的因素很多，显然，在这里贫穷是主要的祸根，而没有土地，又是贫穷的根本，这便回到了小说的中心议题。

　　这原本是一个重大题材的宏大叙事，智慧通达而狡黠老道的赵树理先生却举重若轻，避开那些血雨腥风和暴风骤雨，也不正面去书写什么太阳照在太行山上，他用小小山庄的小小角色，有轻有重地点化到了三个阶层的三个人物，以投影那一个欲说还休的敏感题材。

　　作者是用悲悯的情怀书写田寡妇的，也以极大的同情来兼写二号人物秋生，描述秋生的前半分部还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深沉感情潜藏其中，这需在品读中细细咀嚼。

　　秋生是南坡庄社会最低层的贫穷者的代表人物，作者笔下的秋生并不是恶人，尽管他有着山庄穷人小偷小摸手脚不干净之类通常都有的毛病。但秋生们一旦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便很快就可以改邪归正，把心思和精力投放在土地里，用比较诚实的劳作，实现自己和家人们的温饱，用堂堂正正的山民辛勤的腰板，支撑起一个老老少少的家庭。小说结尾一部分，写到秋生初尝丰获南瓜的喜悦和苦恼——谁知道这粗笨东西（南瓜）多了就多得没个样子，你要吃就打发孩子们去担一些，光叫往年吃你的啦！从这几句简约语言里，可看出秋生的诚实恳切的一面，当然，还有对往日偷窃作派的一些些忏悔道歉和力求回报的意思。

　　小说中的三个人物，是南坡庄上的三个阶层，它们呈了梯形矗立在文章中，即上层的王先生、中层的田寡妇和下层的秋生；土地改革的变故之后，这个梯形会倒过来，这极有可能，如果秋生借了这一场大的运动，成为土改中的积极分子，并且有一些政治的手段，钻营的策略，最终成为村干部的话，那么，这个梯形便顺势颠倒过来，秋生便成了南坡庄的上层人物，而当年的王先生也无可奈何地成了南坡庄的垫底阶层。无论政治地位，无论经济地位，这是时代风云的际会，也是一种命运使然吧！但无论怎样颠来倒去，田寡妇总是小心谨慎地居于中层，如履薄冰地过着她的小日子……

　　细品赵树理的小说作品，首先让人产生愉悦的是他语言的白描之美。他从来不像油画一般地堆积色彩，不像浅绛和墨绿山水画那般泼墨如水，他就使用简约的墨色线条和单线白描，在表现丰富多彩的乡村生活，在探秘复杂诡谲的多变人性。

　　在涉及到语言的一篇短文里，赵树理恳切地说道，我既是个农民出身而又上过学校的人，自然是既不得不与农民说话，又不得不与知识分子说话。有时候从学校回到家乡，向乡间父老们谈起话来，一不留心，也往往带一点学生腔，一带出那种腔调，立时就要遭到他们的议论。碰惯了钉子就学了点乖，以后即使向他们介绍知识分子的话，也要设法把知识分子的话翻译成他们的话来说，时候久了就变成了习惯。句子长了人家听起来捏不到一块，何妨简短些多说几句。

　　这段话是个极有价值的参照。当创作已经完全成熟起来的赵树理，他语言的自觉首先是让农民听得明白、听得亲切、听得与作者有了呼应；其次是尽量把句子说得简短一些，简约一些，生动一些，生活一些；村民们在地垅上、在大树下、在礳盘边、在谷场里，在许多劳作场合的互相交流中，内容虽然琐碎，话语却是平白质朴明了和简短的。这完全取决于他们的生活状态和生存环境，即是粗暴地吵骂牲畜，也骂得简单直白，直奔主题。

　　谙熟乡民的赵树理，在乡情门风乡俗俚语的基础上锻造着自己的语言，短促、简朴、风趣、幽默、诙谐、生动、鲜活、智慧，当然还有个性。

　　十分留意赵树理语言的节奏感，那是语言的韵律美，间隔美和联接美，如同一个很会走路人的脚步一样，长路是长文，短路是短文，步伐的节奏之美使整个路途充满了律动的魅力。

　　1、“文学奖”所有参评作品，必须为作者原创，由本平台首发，非本平台首发原创作 品，均无资格参与评奖。

　　一、2020年4月1日起，凡在本平台发布的原创首发作品，均可参与“人气奖”评选。拒绝非原创首发作品。